（二）

“一師風潮”使陳望道受到了極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強了他對舊制度斗爭的信心。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師的改革，“實際上只是宣傳文學革命，至于社會改革問題，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僅因為這一點，反動當局就視為洪水猛獸，不惜大動干戈，可見“所謂除舊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來的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件事還使他進一步看到，對待任何事情，不能簡單從新舊來判別是非，“單講‘新’是不夠的，應該學習從制度上去看問題”。不進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實施都是勞而無益的。因此，必須“對于新舊逐漸有所區(qū)別和選擇”，必須“有一個更高的判別準繩，這更高的辨別的準繩，便是馬克思主義”。基于這種認識，他在“一師風潮”結束之后，就回到故鄉(xiāng)義烏分水塘村，潛心研究新思潮，翻譯《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是應上海《星期評論》社的約請，專心在家里一間柴屋里進行的。柴屋經年失修，破陋不堪。山區(qū)的早春氣候還相當寒冷，常常使他凍得手足發(fā)麻。但他只是憑借柴屋里的一塊鋪板，兩條長凳，一盞油燈的簡單用具，以及老母親給他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終于把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本，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貢獻，時間約在1920年的三、四月間。

1920年4月下旬，陳望道譯完《共產黨宣言》后，上?！缎瞧谠u論》發(fā)來電報，邀請他去上海擔任該刊編輯。他抵上?！缎瞧谠u論》社時，恰好“在三樓陽臺上見到……李漢俊、沈玄廬，還有沈雁冰、李達”等人。第二天，他們“開會決定《星期評論》停辦”?！缎瞧谠u論》停辦后，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于這年的8月正式出版。這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出版后，立即受到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熱忱歡迎，并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初版只印了千余本，很快就奉送完。于是讀者紛紛投書到原《星期評論》的編輯沈玄廬處，詢問《宣言》的發(fā)行情況。沈玄廬在1920年9月30日《民國日報》副刊攪悟》上刊登了一則題為《答人問（共產黨宣言）底發(fā)行所》公開信，信的全文如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們的來信問陳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太多，沒工夫—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復你們問的話：

一、“社會主義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

二、這本書底內容，《新青年》、《國民》——北京大學出版、《晨報》都零零碎碎地譯出過幾本或幾節(jié)的。凡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系統(tǒng)的人，不能不看《共產黨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譯了出來，經陳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可惜還有些錯誤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經快完了，再版的時候，我希望陳望道親自?？币槐?！

（玄廬）

同年9月，《共產黨宣言》即重印了一次。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譯本的正式出版，對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和建設，對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成長，都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傳播，使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大為驚慌，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撓和破壞。當時，“在反動統(tǒng)治下，馬克思主義書籍是‘禁書’。反動派常把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和所謂‘共產’、‘公妻’、‘洪水猛獸’牽連在一起，想以此來扼殺馬克思主義”。陳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但他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總是不脛而走的，……的真理是在無聲地前進，沒有辦法阻擋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和勝利”。由于革命的需要，《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曾一再翻印，廣為傳播。1921年8月黨建立的人民出版社在《新青年》刊登馬克思全書的目錄中，重列了《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單是平民書社從1926年1至5月，就把這本書重印了10次。北伐戰(zhàn)爭時期，曾將這本書在軍內散發(fā)，人手一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以及抗日戰(zhàn)爭時期，也曾多次翻印。

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有時書名只寫《宣言》兩字；譯者也一再改名，如用佛突（望道二字英譯第一個字母為v·t）。陳曉風和仁子等；出版地點也常常更改，使《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成為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書。

1920年5月，陳望道接受陳獨秀的邀請，擔任《新青年》編輯。同年12月，陳獨秀去廣東任職，陳望道又負責《新青年》的編務工作。陳獨秀于12月26日給胡適、高一涵寫的信中也提及將《新青年》交給陳望道負責一事：“弟今晚即上船赴粵，此間事情已布置了當?！缎虑嗄辍肪庉嫴渴拢嘘愅谰韶撠煛?/p>

陳望道接代陳獨秀負責《新青年》編輯工作時，正值刊物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fā)起組的機關刊物的重要時刻。他旗幟鮮明，并竭盡全力與李漢俊、李達等一起，把刊物作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為了便于開展工作，他特地從原住地三益里（邵力子家）搬到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家），《新青年》編輯部就設在這所寓所的樓下，此處也是后來黨的機關所在地。

陳望道對《新青年》采取的是“樹旗幟”的辦刊方針。他們“不是把舊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進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進來，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如搞點翻譯文章。開辟《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帶有樹旗幟的作用”。為了堅持和捍衛(wèi)《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的辦刊方向，陳望道還不得不同胡適、張東蘇等開展斗爭。胡適曾對當時《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辦刊方向非常不滿，并竭力反對。后來實在“看不過，忍不住了”，便咒罵《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蘇俄）的漢譯本”，并表明自己“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還寫信給《新青年》的編委，妄圖分裂和改變《新青年》的革命方向。當胡適這些主張遭到李大釗、魯迅等的堅決反對，并明確表示支持和贊同陳望道等人的辦刊方針時，他又單獨提出將《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編輯，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點文章”，不要把刊物放在“素不相識的人手里”。很明顯，他的所謂“素不相識的人”，指的就是陳望道；而將《新青年》遷往北京，也是為了他就近便于控制。他還非常傲慢地給陳望道寄來了一張明信片，說什么他并不是反對陳望道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把《新青年》用來宣傳共產主義。

對于胡適這一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陳望道進行了反擊。他鄭重地申明：“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于招牌，無意留戀”。針對胡適對他的攻擊，他也毫不客氣地予以駁斥：“我是一個北京同人‘素不相識的人’”，“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時間的歷史”。

從此以后，胡適每發(fā)表一篇文章，陳望道就必然與之針鋒相對，寫文章予以反駁。

1920年5月至8月，陳望道在編輯《新青年》的同時，又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在一起，醞釀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關于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一些具體情況，陳望道曾有過回憶，他說：“我于1920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同時，陳獨秀也從北京被趕到上海。我們幾個人，是被趕出來的。此外，邵力子在復旦大學文學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地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于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xù)（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不久陳到廣州去。1920年年底以后，當時就稱負責人為‘書記’。要緊的事，由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三四人討論（不是全體同志參加），組織仿蘇聯(lián)共產黨”。又說：“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前，陳獨秀、李漢俊、李達和我等先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會吸收會員，起初比較寬，只要有興趣的都可以參加，后來就嚴格了。五六個人比較機密，總共不到10人?！R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對外的公開名稱，內部叫共產黨，有組織機構，有書記，陳獨秀就是書記。陳獨秀、李漢俊和我等是研究會的核心，我還當了三個月的勞工部長（也叫工會部長）。”

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后，即開展共產主義理論的宣傳和組織工會等方面的活動。陳望道積極參與了這些活動，其功績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輯黨刊及進步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剛成立，陳望道就將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經濟思想史論》部分內容譯為《馬克思底唯物史觀》，在1920年6月17日至20日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連載。接著，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社出版發(fā)行了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刊物方面，除主編《新青年》外，他還協(xié)助出版工人刊物《勞動界》，向工人群眾進行通俗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宣傳，深入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和剝削，啟發(fā)教育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為爭取自身的解放而斗爭。他為這個刊物寫了《平安》、《真理底神》、《女子問題和勞動問題》、《勞動者唯一的“靠著”》等文章，在工人群眾中引起了很好的反響。此外，他還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秘密出版的內部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的創(chuàng)刊工作，還通過編輯邵力子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爭取過來，“常常利用它來進行游擊性的戰(zhàn)斗”，從而擴大了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

二是組織工會，發(fā)動工運。這一期間，陳望道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其他成員一樣，經常深入到工廠區(qū)去向工人群眾做宣傳鼓動工作，并先后幫助建立了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以及紡織、郵電工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中，他曾擔任過工會部長，因而參與了工會的籌建活動。以后，他曾多次回憶當年組織工會時的情況：“上海的紡織工業(yè)發(fā)達，工廠集中，人數眾多”；“印刷與郵電行業(yè)同宣傳馬列主義有直接關系，組織這兩個工會，正是為了 配合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參加工會的大部分是年紀大的工人，也有青年工人”。他還說：“初期的工運，主要是啟發(fā)和培養(yǎng)工人的階級覺悟，支持他們的經濟斗爭。”他還向工人多次發(fā)表關于勞工神圣和勞工聯(lián)合的演說，并翻譯了《勞動運動通論》、《勞農俄國的勞動聯(lián)合》等文章，刊登在《新青年》，《勞動界》和《覺悟》副刊上。在向群眾進行宣傳鼓動方面，陳望道后來曾回憶過這樣一件事：“1921年（農歷）新年，陳獨秀建議我們到外面去拜年。賀年片上一面寫上‘恭賀新禧’，另一面寫上共產主義口號。我們一共七八個人，全都去，分兩路，我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兩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張賀年片。沈雁冰、李漢俊、李達等都參加了。人們一看到賀年片，就驚呼：‘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這次共計送了一萬多張賀年片，在群眾中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三是參與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開辦外國語學校、平民女校以及職工補習夜校。陳望道在1920年8月，參加了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青年團設在新漁陽里六號。用外國語學校的名義，進行較公開的活動。他是青年團最早負責人之一，通過外國語學校為中國共產黨向國外派遣了一批留學生和培養(yǎng)了大批干部。他還經常深入到滬西小沙渡路一帶工人集中居住的地區(qū)，去開辦職工補習夜校，“把政治內容結合到教學中去”。他和陳獨秀、沈雁冰、劉少奇、張?zhí)椎瘸Ｈヂ毠ひ剐：推矫衽畬W演講或上課，使這些學校都成為傳播革命思想和組織工人斗爭的重要場所，推動了工人運動的蓬勃開展。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陳望道參加了一系列宣傳和組織活動。他說，“我們是邊學習邊宣傳”。當時，外界紛紛謠傳說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取了盧布，其實小組“不直接接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其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就是小組成員發(fā)表翻譯作品所得的稿酬。陳望道回憶說：“李漢俊、沈雁冰、李達和我，都搞翻譯，一夜之間可譯萬把字。稿子譯出后交給商務印書館，沈雁冰那時在商務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動手，可以搞不少錢”。李達在自傳中亦曾談到這件事：“這時候，經費頗感困難，每月雖只用二三百元，卻無法籌借，陳獨秀辦的新青年書社，不能協(xié)助黨中經費，并且連李漢俊主編《新青年》的編輯費（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們就和沈雁冰（當時他任商務《小說月報》編輯）商酌，大家寫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把稿費充作黨的經費?！?/p>

正當陳望道等積極參與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之時，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陳獨秀和李漢俊發(fā)生了爭執(zhí)。據李達回憶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復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辈涣线@一爭執(zhí)竟牽連到陳望道身上。陳獨秀曾蠻橫地到處散發(fā)書信，誣稱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如尚在日本留學的施存統(tǒng)，在接到陳獨秀的信后，信以為真，竟然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譴責信，把李、陳二人大罵了一通。陳望道見到施的這封來信頓時火冒千丈，認為“陳獨秀此舉實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堅持要求陳獨秀對事實予以澄清，并向他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不肯這樣做。陳望道一氣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陳獨秀家長式的統(tǒng)治，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他正式離開黨的組織，是在黨的三大召開以后。

一大以后，1921年11月間，“陳獨秀以中央局書記名義發(fā)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廣東等各地建立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并提出各地應建立與發(fā)展黨、團、工會組織，開展宣傳工作等問題”?！安痪茫虾３闪⒘酥泄采虾５胤轿瘑T會，陳望道為第一任書記”。但陳望道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為時不長，約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辭呈。這一經過情形，沈雁冰在《我走過的道路》回憶錄中曾有詳細的敘述：“從前有上海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任的委員長是陳望道，后來陳望道因不滿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辭職?！?/p>

1922年，為紀念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誕生104周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在四五月間，先后兩次舉行演講會和紀念會。陳望道此時雖與陳獨秀發(fā)生矛盾，要辭去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職務，但他仍然積極參與了這些活動。4月30日，他隨同中央書記陳獨秀前往吳湘出席中國公學馬克思學說演講會，并在會上發(fā)表了演說。5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以上海學界名義假北四川路懷恩堂正式舉行紀念會，到會的有男女青年百余人，紀念會由張秋人主持，陳望道又偕同沈雁冰及一位印度學者到會發(fā)表演說，介紹馬克思的學說。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中央委員毛澤東代表中央出席指導。在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建議：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tài)度應緩和，勸他們取消退出黨的意思”；還建議把他們“編入小組”。中央這一建議，是針對上海的一些青年黨員因不了解陳望道等要退黨的緣由，背后對他們很有過不滿意的議論而發(fā)的。黨組織還指定沈雁冰去對三人勸說。沈雁冰回憶說：“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退出黨，結果邵同意，陳卻不愿。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愿為共產主義事業(yè)貢獻我的力量。我在區(qū)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

從這以后，陳望道雖然暫時離開黨的組織，但對黨組織交予的各項任務，卻一如既往堅韌不拔地努力去完成，而不論所經歷的環(huán)境有多么險峻，道路有多么艱辛，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重新回到黨的組織中來，最終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

后來，當施存統(tǒng)在明白了事情經過的原委以后，便從日本給陳望道寄來了一封長信，向他的老師表示了至誠的歉意，然而這時陳望道已離開組織了。

在五四前后，陳望道還是一名婦女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組織者。他認識到，在滿目瘡痍的舊中國，社會上到處呈現著壓迫、剝削與不平等，而婦女更是處于被侮辱、受損害的最底層。是五四反封建的號角喚起了廣大婦女的覺醒，向全社會提出了“婦女問題”這一深刻的社會問題。因此，在五四運動前后，他開始關心婦女問題，并著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還在1919年4月，他已用辛辣的筆鋒深刻地抨擊了舊式婚姻制度，把它比喻成“機器的結婚”、“獸畜之道德”。1920年5月以后，他在《新青年》、《覺悟》副刊等報刊上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對有關戀愛、婚姻以及新舊道德觀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以后，他又為《民國日報》創(chuàng)辦了《婦女評論》副刊，并自任主編。1923年5月15日，《婦女評論》在出版了104期后，才與《現代婦女》合并改為《婦女周報》，由婦女運動的先驅者向警予任主編。合并以后，他還擔任了一個時期的編輯，并為它寫了社評。在短短的二三年內，他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有關鼓吹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不下六七十篇，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評述婦女婚姻問題著稱的社會改革家，引起了社會及婦女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