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從印度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一路上留下了諸多精美絕倫的石窟造像，從新疆克孜爾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安史之亂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繼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無大規(guī)模石窟造像。

接過中國石窟藝術(shù)接力棒的，則是四川。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國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還少有發(fā)現(xiàn)。清代末年，成都萬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來西安路、商業(yè)街也屢有出土。

安史之亂后，中國經(jīng)濟中心南移，石窟藝術(shù)循著金牛道進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巖壁上，星星點點出現(xiàn)了諸多石窟。四川幾乎每個縣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種充滿生命力的狀態(tài)發(fā)散。中國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學(xué)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說，認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繼發(fā)現(xiàn)修正了這種觀點，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晚期石窟藝術(shù)的代表作。

如果說北方中原的石窟寫下了中國上半部石窟史，四川，顯然就是下半闋。

成都蒲江縣蒲江河和臨溪河岸巖壁上，雕有14處唐宋摩崖石刻造像，以飛仙閣數(shù)目最多，武則天永昌六年（公元689年）造92龕777尊摩崖造像。第60號龕是四川最早的菩提像；飛仙大佛，則包含了對莫公飛仙的艷羨，只不過他們把這樣的寄托放到了佛祖釋迦牟尼身上；石獅與漏米婆婆的造像與傳說，蘊含了大地之母的哺育之情，暗示了民間納宗教入世俗生活的傾向；而胡人造像，更可體現(xiàn)出成都地區(qū)在南方絲綢之路中的巨大作用。

地名背后的佛教與道教

“三伏”收尾出伏之日，我進入蒲江縣霖雨鄉(xiāng)境內(nèi)，以往碧綠如帶的二郎灘流水裹挾著赭紅色的山洪滔滔而下。這時大雨突降，把本來不多的游人趕了個一干二凈。唯有香案上的縷縷青煙，在空中蟠曲，翻若虬龍……

我來到標有“飛仙閣”的牌坊前，此地是成都通往朝陽湖的必經(jīng)之地，更是西南絲綢之路成都通往雅安的古道。站在小橋上，可以看見石窟群分別位于右側(cè)不高的飛仙閣和左側(cè)公路的崖壁上，主要包括飛仙閣摩崖造像、龍拖灣摩崖造像。

飛仙閣是蒲江沿蒲江河和臨溪河岸14處兩漢至唐宋摩崖石刻造像群中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處。武則天永昌六年（公元689年）造飛仙閣92龕777尊摩崖佛雕，不但是四川省至今仍保存有盛唐時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地方之一，而且存有不少道教、西域文化的痕跡。1961年被批準為四川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5月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地為何叫二郎灘？ 宋代最流行的道教人物除星官外就是玄武和二郎了，玄武源自于原始星辰崇拜，后被人格化，成為北方大神。二郎來歷很復(fù)雜，目前有李冰二子、趙昱、楊戩等多種說法。當時的老百姓也說不清究竟是誰，逐漸成為一個復(fù)合了傳說的地名。

據(jù)蒲江縣志及碑文記載：漢有河南人莫公將軍，南征凱旋至此，見“龍蟠鳳翼，水固山環(huán)”而流連不去，棄官結(jié)廬潛修，后人建閣祀之。飛仙閣依山傍水而建，此閣自唐至明代先后稱莫公堂、莫佛院、信相院、觀音閣。清代稱飛仙閣，亦名碧云峰。

當“飛仙”囊括一切而成為地名，其實暗示了無論佛教的影響多么深巨，本土宗教卻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成就了老百姓“飛仙”的身后寄托。蒲江曾是“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主簿山治所在地，飛仙閣的道教造像宣示了信眾們?yōu)殚L生、常樂而祈求改變命運的追求和愿望。也正如美術(shù)史家巫鴻所言，四川的美術(shù)造像在東漢晚期一直被道家的“五斗米道”所占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