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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文圣”歐陽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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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修高中進士時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貶后不久,歐陽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兒。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別人,就是跟歐陽修一起參加殿試而獲得了狀元的王拱辰。后來,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兒,繼續(xù)做薛家的女婿、歐陽修的連襟。歐陽修寫詩調(diào)侃他說:“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p>

    康定元年(1040年),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編修《崇文總目》,后知諫院。慶歷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誥。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歷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成為革新派干將,提出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但在守舊派的阻撓下,新政又遭失敗。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上書分辯,因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yīng)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至和元年(1054)八月,已經(jīng)在京做了高官的歐陽修,又遭受誣陷被貶。命令剛剛下達,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歐陽修上朝辭行的時候,皇帝親口挽留說:“別去同州了,留下來修《唐書》吧。”就這樣,歐陽修做了翰林學士,開始修撰史書。與宋祁同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

    嘉祐二年(1057)二月,已屆知天命之年的歐陽修做了禮部貢舉的主考官,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文風,錄取蘇軾、蘇轍、曾鞏等人,對北宋文風轉(zhuǎn)變有很大影響。當時有個所謂的“太學體”,領(lǐng)袖劉幾是一名太學生,最大的特長就是放著好好的話不說,玩弄一些古書里的奇怪字眼。歐陽修的古文向來是通達平易的,最反對“太學體”的文風,這次做試官,就決心拿他們開刀。批閱試卷時,歐陽修看到一份試卷,一上來就說:“天地軋,萬物茁,圣人發(fā)?!庇米挚此乒艎W,其實很別扭,意思無非是說,天地交合,萬物產(chǎn)生,然后圣人就出來了。歐陽修便就著他的韻腳,風趣而又犀利地續(xù)道:“秀才剌(音同“辣”,意為乖張),試官刷!”在這次考試中,歐陽修也看到一份完美的答卷。那篇文章語言流暢,說理透徹。歐陽修估計是自己學生曾鞏的,這種文風需要鼓勵,但畢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這份卷子取成第二。不料,拆開“密封線”后,歐陽修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鞏,而是一位在當時還名不見經(jīng)傳的年輕人——蘇軾。與蘇軾一同被歐陽修錄取的,還有他的弟弟蘇轍,以及北宋文壇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歐陽修以其卓越的識人之明,為北宋朝廷及整個文學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貢獻。

    歐陽修晚年,還經(jīng)常拿出自己年輕時寫的文章來修改。夫人心疼地規(guī)勸道:“這么大歲數(shù)了,還費這個心。難道還是小孩子,怕先生罵你嗎?”歐陽修笑道:“不怕先生罵,卻怕后生笑?!边@種清醒的文學史意識、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成就了一代文學巨匠。

    嘉祐三年(1058)六月庚戊,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兼龍圖閣學士權(quán)知開封府。嘉祐五年(1060),拜樞密副使。次年(1061)任參知政事。后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請求外任,不準。此后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多次辭職,都未允準。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有所批評,且未執(zhí)行。神宗熙寧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此年改號“六一居士”(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號“六一居士”)。神宗熙寧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今屬安徽?。I褡谖鯇幬迥觊c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歐陽修卒于家,謚文忠。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lǐng)袖,繼承并發(fā)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主張文以明道,反對“棄百事不關(guān)于心”(《答吳充秀才書》),主張文以致用,反對“舍近取遠”(《與張秀才第二書》),強調(diào)文道結(jié)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對浮艷華靡的文風。其散文《朋黨論》《與高司諫書》《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政論、史論,或針砭時弊,或以古鑒今,其《醉翁亭記》《秋聲賦》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平易流暢、委婉曲折。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huán)境里,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并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后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diào)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nèi)容,為本質(zhì),以“文”為形式,為工具。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xiàn)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nèi)容,反對“棄百事不關(guān)于心”,反對“務(wù)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guān)系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彼^“事信言文”,就是內(nèi)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后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zhì)樸曉暢的古文,凡內(nèi)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yǎng)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