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對佛教的重視，極大地推動了北魏末期佛教事業(yè)的迅猛發(fā)展，洛陽龍門石窟的營建就是于這一時期進入高潮的。龍門石窟始鑿于太和十七年（493），景明初（500），著名的龍門三窟（即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而建的三個洞窟）開始動議建造，到正光三年（523），在胡太后的支持下才得以基本完成。期間，胡太后于熙平二年（518）親率文武群臣臨幸龍門石窟，以示她對佛之虔誠和對石窟營造事業(yè)的重視。在胡太后執(zhí)政的短短十余年間，龍門石窟涌現(xiàn)出一大批中小型窟龕，如龍驤將軍洞、來思九洞、彌勒北一洞、彌勒北二洞、地花洞、六獅洞等。藥方洞和唐字洞也開鑿在此時，只是未竣工而已。這是龍門開窟造像的盛期，也是龍門石窟史上的第一個造像高潮。

在佛教昌盛的社會氛圍下宦官、諸王、官員、僧人也紛紛建寺院。甚至為了表示對佛的虔誠，也出現(xiàn)了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爭先恐后地將自己的住宅舍出來作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風氣。長秋寺是因宦官劉騰“初為長秋卿，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內(nèi)一里御道南的昭儀尼寺；魏昌尼寺是“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清河王元懌修建的景樂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元懌死后，“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元懌弟元悅又對景樂寺“復修之”。元懌還在洛陽城西建融覺寺，規(guī)模也較大，“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迸沓峭踉男藿ǖ拿鲬夷崴略诼尻柍菛|。外戚馮熙“自出家財在諸州鎮(zhèn)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他還在北邙山建北邙寺，“其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此外廣陵王所建的龍華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與胡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被稱為京師洛陽的三大名寺。另外一些地方官員也大力興建寺院。洛陽城東的龍華寺、正始寺和景寧寺都是官員所建?！褒埲A寺，宿衛(wèi)羽林虎賁等所立也?！闭妓乱蚴恰罢贾辛?，因以為名”。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洛陽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覺寺也是官員所立。三公令史高顯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黃金百斤，根據(jù)黃金上的銘文，“遂造招福寺”。正覺寺是“尚書令王肅所立也”。

從北魏末期洛陽寺院建設的情況可以看出，因為佛教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引起了全社會的崇佛盛行。從公元516年到528年，胡太后臨朝執(zhí)政的13年時間里，佛教從內(nèi)容到規(guī)模，從藝術到實際都得到迅速發(fā)展和豐富，佛教信仰日益深入到社會的下層，逐漸成為各民族、各階層的普遍信仰。普通百姓出家為僧侶的日漸增多，社會各階層人士也廣建寺院，到了魏末，僅洛陽有寺院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廟達三萬有余?！段簳め尷现尽氛f：“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狈鸾痰呐d盛，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寺院經(jīng)濟的發(fā)展，據(jù)《釋老志》言，公元518年，洛陽城內(nèi)佛教寺院已超過五百，而且“空地表剎，未立塔宇，不在其數(shù)?！甭尻柮裾凰略赫既ト种弧?/p>

另外，胡太后還注重同西方佛教文化的交流。公元518派遣崇立寺沙門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經(jīng)。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等人取得大乘經(jīng)論一百七十部后回國，極大地豐富了北魏佛教的實質(zhì)與內(nèi)涵。宋云等人去印度求取真經(jīng)要比唐代僧人陳祎（法名玄奘）早數(shù)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