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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魯庭院經濟及風俗文化

    孝禮君

    齊魯庭院經濟及風俗文化

    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qū)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shù)千年來,以家庭副業(yè)、樹藝木果、飼養(yǎng)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qū)庭院經濟的開發(fā)始于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fā)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chuàng)收的富民意識。

    管子認為,“養(yǎng)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p>

    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yè)。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么。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lián)系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fā),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shù)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瑯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zhí)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yè)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yǎng)醫(yī)治,農業(yè)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chuàng)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瑯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yè)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瑯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yǎng)六畜為治家守業(yè)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tǒng)。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yè)”?!褒R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yǎng)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yè)”。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豆茏印ずM酢份d:“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碑敃r,齊地制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yè)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yè)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鬃拥茏佑衅?# 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并成為朝廷貢品。

    現(xiàn)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齊魯宅院?!对姟R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洱R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親植三株槐樹于庭院,說:“吾之后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

    “瓜桃李棗”是山東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管仲治齊,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齊魯?shù)牡豕虾秃J,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

    中國傳統(tǒng)的六畜是馬、牛、羊、豬、狗、雞,其廣義應包括騾、驢、貓、鴨、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從春秋發(fā)明牛耕開始,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他以《飯牛歌》說齊桓公,其中有“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詞句。農諺講:“蠶無夜食不長,馬無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芻料,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yǎng)牛經驗。戰(zhàn)國時,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東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余頭牛,以火牛陣大破燕軍。唐代登州東牟郡(今蓬萊)、萊州東萊郡(今萊州)、密州高密郡,“土貢牛黃”。牛黃是牛的膽結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區(qū)又非牧區(qū),主要來之家畜,可知山東庭院養(yǎng)牛之多。

    古人以車代步,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yǎng)。孔子講:“有馬者借人乘之。”馮諼說孟嘗君“狗馬實外廄”。直到民國,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墻壁上。高大豪華的宅院,再拴上幾匹馬,顯得十分氣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yè)。曾參家養(yǎng)豬,曾父烹豬以存教,與孟母如出一轍。

    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體味出人生哲理、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并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

    桃李為弟子、槐樹為三公、石榴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山東、河北人呼貓為男貓、女貓。龍的傳人稱兒子為“犬子”,山東人名多“禽”,孔子名兒曰“鯉”,弟子名司馬牛。顏之推講,“北土多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這種以人度物的現(xiàn)象,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tài)的折射。遠離家鄉(xiāng)的人,望見家中的老槐樹,家中的雞狗,都會倍感親切,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經濟培養(yǎng)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增強了對虧人自利、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

    農夫“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婦女“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是齊魯人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職業(yè)癖好而紡織不停,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直到今天,山東人對房前屋后、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guī)劃,從不閑置。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使山東人對“非機杼之物”從不起非分之想?!案慌c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但他們懂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偷雞摸狗的“小為非”被山東人所不齒,轟轟烈烈的“江洋大盜”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

    其三,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fā)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并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兇禍福之中。

    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語,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兇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招鳳之桐,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桑與“喪”諧音,一般不栽在門前;男女婚姻,要看屬相是否相和;梨不分著吃。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兇禍”的恐懼,對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動、命定意識的背后,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

    內容加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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