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長征隊伍中，以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居多。但在這場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遠征中，卻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長征四老”，他們是紅軍中四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和董必武。

長征開始時，這四位老同志的平均年齡已經(jīng)超過50歲。不僅年紀老，這四位同志的資格更老，徐特立曾經(jīng)是毛澤東、蔡和森、田漢的老師，謝覺哉是清代最后一科秀才，林伯渠早期是中國同盟會會員，董必武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因此，無論是年齡還是資歷，這四位都是聲名顯赫、名副其實的“老同志”。

在重兵圍追、充滿凄風苦雨的長征路上，這四位老同志卻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而是處處以身作則、與官兵同甘共苦。正因為這些老同志的率先垂范，給予年輕的紅軍戰(zhàn)士以極大地鼓舞，可以說，“長征四老”就是長征精神的“金字招牌”。

不怕犧牲、前赴后繼，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眾志成城、團結(jié)互助，百折不撓、克服困難的長征精神，在“長征四老”身上得到了生動詮釋。

徐特立雖然年齡最大，卻常常將馬讓給生病體弱的戰(zhàn)士和婦女同志；謝覺哉身患瘧疾、高燒不退，但只要部隊一聲令下，便毫不猶豫起身出發(fā)；林伯渠不僅擔負著籌糧籌款的重任，還靠雙腳走完兩萬五千里；董必武被喻為婦女隊的“胡子隊長”，妻子卻在敵后開展地下斗爭、從此生死不明。這些黨的領(lǐng)導者、老同志，用實際行動書寫著不怕犧牲、堅持到底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震動全世界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開啟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全新歷史，也繪就了中華民族全新的精神圖譜。今天我們回望長征、弘揚長征精神，就是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fā)。從“長征四老”這塊長征精神的“金字招牌”中，我們分明看到了，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為了理想信念是如何地堅持到底，如何地“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jié)奮斗?！?/p>

新的時期，新的征程。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目標。傳承和發(fā)揚長征精神，續(xù)寫長征精神的時代篇章，走好新時期的“長征路”，就更要擦亮“長征四老”這塊“金字招牌”，使其成為引領(lǐng)中華民族走向復(fù)興的強大精神動力。這是我們新一代共產(chǎn)黨人的使命與光榮。

1、徐特立：年齡最大的“怪老頭”

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長沙縣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從小就體味到農(nóng)民所受的殘酷剝削。9歲時，父兄因憤于不識字受欺壓，湊錢讓他讀私塾。他讀了六年書，又因無錢輟學在家，曾跟隨一個和尚學習禪宗。后來他在家勞動，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廢科考辦新學，長沙辦起師范學校，他考入該校讀速成班，畢業(yè)后當高小教員，又應(yīng)聘長沙周南女校。

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34年參加長征。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在漫長的革命斗爭生涯中，徐特立先后創(chuàng)辦了長沙師范學校、長沙女子師范學校、湖南孤兒院和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等各類學校，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田漢等都是他的學生。

長征出發(fā)時，徐特立已經(jīng)57歲，是參加長征的“四老”中年齡最大的一位。長征途中，徐老常常利用行軍路上和宿營間隙，教戰(zhàn)士們識字讀書，在異常艱難的行軍途中，帶給戰(zhàn)士們知識的營養(yǎng)和學習的樂趣。

據(jù)專門負責徐特立等老同志行軍安全的郭德琳回憶，大家把徐特立親切地稱為“怪老頭”：看到別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會撿起來，有空時洗干凈、拆掉，把草條捆掛在桿子上挑著走?？吹街車l沒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給人家一捆草條打草鞋。

雖然徐老年齡最大，但他很少騎馬，總把馬讓給體弱生病的戰(zhàn)士和女同志。

新中國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等職，1968年11月28日逝世。毛澤東親自在他的悼詞中加上“革命的一生，光榮的一生，偉大的一生”。

2、謝覺哉：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樂

妻子王定國(左)和謝覺哉

謝覺哉，1884年生于湖南省寧鄉(xiāng)縣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清末秀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大革命時期被選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常委，任工人部部長，主編《湖南民報》。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在上海負責編輯中共中央機關(guān)刊物《紅旗》和《上海報》。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加入新民學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后，為不打擾民眾，與徐特立露宿鎮(zhèn)外麥田，一覺醒來，遍地寒霜，他吟詩紀實：“露天麥地覆棉裳，鐵杖為樁系馬韁。穩(wěn)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覺滿身霜?！?1月成立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謝覺哉任辦事處內(nèi)務(wù)部部長。

1934年，50歲的謝覺哉參加了長征，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隨身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nèi)務(wù)部”的印章。他認為，印章是紅色政權(quán)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艱難，將來總還用得著。過草地時，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也扔掉了，但印章卻保存著。

長征途中，謝老曾身患瘧疾，高燒不退。但只要部隊一聲令下，他毫不猶豫地爬起，咬著牙跟著隊伍出發(fā)。

許多年后，當有人請謝老講長征的艱苦生活時，他說：“當時，看樣子是苦，但心里充滿希望，堅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樂。甘與苦都是比較而言，快樂常常不在艱苦之后，而在艱苦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曾任內(nèi)務(wù)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等職，是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在北京病逝。

3、林伯渠：夜行軍中的老英雄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園，號伯渠，中國湖南省安福（今臨澧）人，早年加入同盟會、中華革命黨，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活動，在革命實踐中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33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經(jīng)濟人民委員、財政人民委員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時，他擔負著籌糧籌款的重任。

長時間的長途行軍，令林伯渠面容日益消瘦，顴骨高高隆起，長長的胡須垂到胸前。面對艱苦的環(huán)境，他自己手提馬燈，大步前進，用自己的雙腳勝利走完了二萬五千里。他在長征中的形象，隨著黃鎮(zhèn)那幅《夜行軍中的老英雄》的繪畫而深入人心：一位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老同志，黑夜中左手提著馬燈，右手拄著手杖，大步前行，一位老當益壯革命前輩的生動形象躍然紙上。

林伯渠準備長征的時候，與他結(jié)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范樂春是蘇區(qū)優(yōu)待紅軍局局長。按規(guī)定，林伯渠可以帶妻子隨軍轉(zhuǎn)移。但由于范樂春分娩尚未滿月，組織上決定把她留在閩西堅持斗爭。

范樂春忍痛將心愛的兒子送到堂嫂家撫養(yǎng)，跟隨鄧子恢等人一起在閩西地區(qū)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戰(zhàn)爭。1941年5月，范樂春病逝于永定西溪，而她的兒子幾經(jīng)周折被人收養(yǎng)，全國解放后才回到父親的身邊。

新中國成立后，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第一、第二屆副委員長等職，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4、董必武：婦女隊的“胡子隊長”

董必武，1886年出生，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中共一大代表。1934年，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在干部休養(yǎng)連任黨支部書記。

干部休養(yǎng)連是一支特別的隊伍，共有100多人，有音樂家、戲劇家、文學家，還有30名左右的女同志。董必武是這支婦女隊的“胡子隊長”，而他的妻子陳碧英卻服從組織安排，去廣東梅縣開展地下斗爭，從此生死不明。陳碧英送給董必武的手電筒，一直陪伴著董必武走完長征。

長征時期曾任董必武勤務(wù)兵的鐘珠瑞回憶，董老有兩塊油布，一塊披在肩上擋雨，一塊搭在馬背上遮書籍，因為他深愛自己的書。董老俄語很好，戰(zhàn)斗間隙經(jīng)常研讀俄文版馬列著作，又讀又背，中間還用小楷毛筆批注。過雪山時，董必武曾經(jīng)兩次把自己的馬讓給鐘珠瑞騎。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革命戰(zhàn)斗的一生，是不斷開拓前進的一生。他從一個清末的秀才，成長為一個激進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又成長為一個卓越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這中間走過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親眼看到過舊中國幾個朝代統(tǒng)治的黑暗和民族災(zāi)難的深重，經(jīng)歷過幾個時期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風雨。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切的了解，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斗爭生活有豐富的經(jīng)驗。

建國后，歷任中央財經(jīng)委員會主任，政務(wù)院副總理，政務(wù)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