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乃至民國期間，客居他鄉(xiāng)的商人往往抱團取暖，以籍貫而聚，于是有了旌德幫、太平幫、石棣幫、涇縣幫、徽州幫、江寧幫、金陵幫等。其中的金斗幫指的就是合肥的商人，因為古廬州城習慣被稱為金斗城。

清末民初，由廬州籍商人組成的金斗幫遍布全國各地，聲名僅次于徽幫。

當時淮軍的勢力日益強大，其將士多來自于廬州府管轄的四縣一州。他們在隨軍采購糧秣時取得一些回扣，有的還利用軍餉投資商業(yè)，大發(fā)橫財，一些人干脆脫離軍界。為了相互幫扶，各地先后成立了廬州五屬同鄉(xiāng)會。起先稱為“廬幫”，但舊音“廬”發(fā)“魚”音，商人們嫌不好聽。而廬州府首縣合肥舊稱“金斗城”，于是改稱“金斗幫”，不僅音節(jié)響亮，而且含有“日進斗金”的寓意。

大通在其鼎盛時期，商業(yè)興隆，商號林立。各種大小行業(yè)乃至青洪幫和黑社會的團伙，魚龍混雜，一應(yīng)俱全。工商業(yè)的不斷發(fā)展，導致人口日益增多，各類服務(wù)性行業(yè)隨之紛紛興起。那時通和兩岸，僅管吃管住的酒樓茶社、大小旅館、客棧，就有一百余家。

滲透到了各地的金斗幫自然不會放過這塊風水寶地，當時彈丸之地大通及其和悅洲有居民十萬人，分為八幫：一曰兩湖幫，為湖南、湖北人；二曰金斗幫，為廬州人；三曰大邑幫，即安慶府人；四曰新安幫，即徽州人；五曰涇太幫；六曰旌德幫；七曰池陽幫；八曰土著幫。

那時清廷在大通雖有衙門，但難以控制局勢。市面上以強凌弱，欺行霸市，爭奪碼頭，斗毆不斷。這樣角逐相爭，旅通人士自生鄉(xiāng)誼情感，渴望同鄉(xiāng)成幫，以求伸張公理，不受欺凌，保障經(jīng)營，安居樂業(yè)。大通的金斗幫不僅涉獵商業(yè)，也把持了碼頭上的一應(yīng)事等，勢力很大。

其實，當時的金斗幫在各地都是勢力強大，比如同為長江流域的南陵航運，在上個世紀初期，客運小船發(fā)展到300多條，1000多個船工，一半以上為金斗幫把持，控制了西河以下所有客運碼頭。此后，和另外兩個幫會勢力在青弋江上鼎足而立，壟斷了所有客貨航運業(yè)務(wù)。

而蕪湖的金斗幫頭子是李鴻章的侄子李仲浩，民國初期擔任蕪湖招商局總經(jīng)理，同時兼任蕪湖商務(wù)總會總經(jīng)理，皖江流域的金斗幫多多少少都沾了他不少光。

雖說金斗幫在當時和徽幫齊名，但由于金斗幫使用的手段許多是不入流的，所以，史料上與此有關(guān)的記載很少。

與同鄉(xiāng)會、幫會的特點一樣，金斗幫最初是每逢過年過節(jié)都要聚會一次，燒香磕頭，飲酒敘舊。而大通的金斗幫聚會有自己的特色，一般是和別的幫會一起賽會。1936年出版的《中華全國風俗志》中，有一篇《鵲江風俗志》對此有詳細描述。

大通的八幫賽會一般選擇秋后舉辦，“在四官殿集城隍頭銜，為敕封顯忠大王。”各幫有各幫特色。

賽會時上達武漢，下臨寧滬，東到徽州，西及江淮皖江一帶，無不聞風紛至沓來。六街三市人流如潮。商店為招攬來大通采購的會客，竟在店門前搭出看臺，以供他們飽覽盛況?！俺鰰荒?，各店所獲其利，縱兩年經(jīng)營所不及?！?/p>

彼時的金斗幫已經(jīng)擴大為淮南幫，因為大通聚集的淮河以南人士愈來愈多，后來還有山東、河北等省人士相繼加入。他們大多是貧民，以碼頭搬運，做機匠磚木鐵匠手藝為生。當時大通五家半碼頭，他們就占了四家?；茨蠋腿吮牒敷w壯，個性強直，人稱“府大駕”。如遇有不平或損其權(quán)益，一致上前，毫無畏懼。因此在鵲岸角逐中，始終鼎足相持，從未受挫。

淮南幫起先還是以合肥人當家做主，后來也有外地人擔任首領(lǐng)。比如首任會長倪秀巖是合肥人，但繼任會長寧吟堂就是阜陽人。

淮南幫為展露自己彪悍樸直的風情，賽會上陣勢設(shè)計得獨特動人。有高達一丈二的高蹺隊，演出雜色戲，唱做動作，如履平地。十架秋千上的四個小孩，艷妝笑貌，一路旋轉(zhuǎn)翻繞不斷，精彩玲瓏，人們形容為“觀之則不舍離去”。

至今，大通還流傳著民謠“十不舍”：一不舍和悅洲花花世界/二不舍得關(guān)門口鮮魚小菜……七不舍八幫大會千奇百怪……可見其留在民間的深刻印象。

大通的金斗幫除了在對外競爭中保護同鄉(xiāng)權(quán)益，對內(nèi)還起到調(diào)解作用，處理糾紛。合肥來的老鄉(xiāng)如果遇到困難，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金斗幫，同鄉(xiāng)會館可留一宿兩餐，并助以川資。

1931年，金斗幫(淮南幫)根據(jù)國民黨政府當時政令，和其他幫會一樣，將名稱更改為旅通同鄉(xiāng)會。幫會會長更名為理事長，并增選了理事和監(jiān)事，直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