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文房四寶”中的“四寶”譜系還有據(jù)可考，但作為書寫、讀書等專用處所的“文房”的起源，卻實難考實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zhèn)全蜀詩》中所言“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文房”用辭了。因此說“文房”一辭于唐代就已出現(xiàn)，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當不至于引起太大異議。但問題是，我們這里提到的文房，其實多屬于概念或?qū)傩苑懂?，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形態(tài)。

將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是在變筆、墨、紙、硯的靜態(tài)討論為書畫者行為的空間動態(tài)考察。因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正在發(fā)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群體的轉(zhuǎn)變，了解和復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書法用具發(fā)展的史脈。換言之，如果說文房是“文房四寶”的空間載體，那么，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