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fā)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xiàn)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于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nóng)、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fā)揚了我國的繪畫傳統(tǒng)，但他們對于繼承傳統(tǒng)和創(chuàng)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chuàng)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chuàng)造)，形成一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

“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tǒng)，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chuàng)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一半，學一半未嘗全學”。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shù)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chuàng)作素材，強調(diào)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須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fā)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xiàn)，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并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

“揚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fā)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愿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fā)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一些習慣于傳統(tǒng)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于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于一時，只盛行于百里”。贊賞者則夸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后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藝術(shù)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