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彝族以物測日、觀星知時節(jié)

英國工程學教授湯姆從20世紀30年代起。對古人建造的許多巨石建筑進行了大量的勘測研究，于20世紀60年代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據(jù)他的深入研究，古人建造的各種形狀的巨大建筑幾乎都包含有指示日、月方位的指向線，有的是自身固有的，有的則與附近突出的自然地形結(jié)合而成。在人類歷史上，至少在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早期，人們就已經(jīng)具備了相當?shù)膸缀沃R，并用于測日觀星知天時節(jié)令。所以當時的各種巨石建筑及中國彝族過去的以自然物、立桿測日以及以水觀星，向天墳等的天文學功能，都是先民對天時季節(jié)的認識。因為，地球的自轉(zhuǎn)以及繞太陽公轉(zhuǎn)，導致了大地上山、樹以及其它的一些自然物，人工物（如高大的房屋）對太陽的投影，而這些投影的長短表現(xiàn)出了一種時間性。

這種自然現(xiàn)象，最容易被人觀察和掌握。因此，彝族先民依據(jù)附近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投影，安排自己一天的生產(chǎn)活動，是很自然的事。隨著實踐的進步，當他們發(fā)現(xiàn)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投影的長短不僅反映出了一天的時間增遞，而且這些投影位置方位的變化，還與晝夜的長短、氣候的寒暖密切相關時，便會自然地將這些自然物或人工物作為測日觀星定季的“標桿”。隨著經(jīng)驗的積累，認識的提高，人們進一步發(fā)現(xiàn)，這些自然物或人工物的投影功能，可由比它們小得多、短得多的竹桿或木棍代替，將竹桿或木棍立于就近便于觀察和便于做記號的地方，從而大大地提高了觀測的效率。

在彝族的時令觀里，這種以物測日觀星知時節(jié)的方法，例子是很多的。比如：美姑縣沙庫鄉(xiāng)的阿克甲子，就是在自己的住地立桿測日知時節(jié)以指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喜德縣米市且則喀村的基什俄姆子，常以盆子裝水觀察月亮在何時與什么星星重合，并在住地附近設置了東西兩個固定觀測位置以觀察日、月、星的運行，觀察太陽升起的地點和太陽落山的地點，從而憑以往積累的觀測經(jīng)驗確定節(jié)令。這種以物觀測星象知時令的天時習俗，不僅存在于四川彝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云南彝族的彝文典籍中亦有所發(fā)現(xiàn)，且有相當?shù)目茖W性。據(jù)師有福、童家昌二先生在《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的文章記載，云南彌勒縣法果哨彝村揚家福保存的彝文古書《彝族天文起源》（五言古體彝詩），中有這樣的內(nèi)容：古時彝族大畢摩戈施蠻（又名施滴添自）與畢莫朔維帕、玉布妮玉、促薩額陸、兀詛旋維在默哼伯山上擺一張圓桌，地上立10根桿，然后再把它們縮于圓桌之上，以觀測太陽星象知時令。據(jù)稱《彝族天文起源》如是說：

測天定十月，測天的層次，順序來找出。一立天地桿，二立施億桿，三立兀乍桿，四立沮乍桿，五立突乍桿，六立審乍桿，七立成乍桿，八立施乍桿，九立諾尼桿，十與二平齊。

一月太陽向北轉(zhuǎn)，二月近戈莫，三月達布蘇，四月已超出，五月日折頭，六月星柄走，七月星柄偏，八月星柄斜、九月柄朝外，十月正下指。

詩中的“戈莫”和“布蘇”均是指的第二個桿影的位置。第七、八兩根桿是用來固定方位的，即為了避免受太陽南北移動的影響，使東西兩個方位出現(xiàn)偏差，所以用這兩根桿來固定北斗星的位置，以確定四個方位。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彝族天時習俗里以桿測日觀星定月并有示意圖的古彝文書。①

立桿測日是許多民族都曾經(jīng)歷過的文化史。

當人們發(fā)現(xiàn)了立桿測日觀星定時節(jié)的方法后，會進一步思考，能不能在最便于觀測天象的地形上，人工建造一永久性的“桿”，使之在充滿巫術文化的人們的心目中，顯示出觀天象的莊嚴性和神秘性。于是，出現(xiàn)了“日晷”這類的人工制造物。諸如，元朝皇帝就曾在當時的大都建過高達40米的日晷指針（桿），古羅馬的統(tǒng)治者曾在練兵場地豎起一根高達34米的尖形柱作日晷的指針（桿）。而在彝族天時習俗里的這種日晷，或許就是向天墳。向天墳一般處于一定走向（北南）的山崗或山梁，既可以觀測太陽的升落位置的變化，又可以觀測某些星辰出沒規(guī)律及其位置的變化；而且其本身的投影，又可以向人們顯示一天的時段。

比如據(jù)有關材料，貴州威寧的“祖摩烏屈”向天墳，現(xiàn)存封土高為：東南43．85米，東北33．8米，西南47．3米，南面38．7米，而且處于顯眼的北南走向的山梁上。在那還沒有日歷鐘表的年代里，它的投影將給附近一帶的彝族群眾顯示有關的星象運行變化以及一天的時段，因而它除有“觀象臺”的作用外，還有“日晷”的功能。所以，我們雖然沒生活于那個時代，沒親自聽到頭人發(fā)布命令說：某日在“祖摩烏屈墳”的投影到旁邊的某個石頭時，大家就離家到某地匯合去打仇家；我們雖然沒有站立于墳頂上，以周圍的固定自然物為參考點觀測過星辰，但它在彝族天時習俗里天文學上的功能，是不言而知的。②2－3：

具有天文學意義的遺跡，在四川彝族先民的活動之地亦不乏其例。諸如，有關部門在西昌禮州區(qū)城遠和西昌天王山各發(fā)現(xiàn)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在禮州的文化遺址的一長方形淺坑里，有規(guī)律地放置著13組陶器，其方法是將陶器環(huán)形排列，小件重疊。在禮州以南的天王山，發(fā)現(xiàn)了與禮州相同的兩組土坑陶器。從地理上看，禮州與天王山相距30多公里，各自的地形和附近的河流走向不相同，但兩處遺址中放置陶器的土坑排列方向均對準北方。這說明當時土坑的挖掘和陶器的放置，是受一種時空觀念的支配所為，與天文有關。

眾多的文化材料表明，在那崇拜星辰的年代里，人們的天文學知識與信仰意識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不會無緣無故地按某種圖形和方位堆放器物，更不會無緣無故地建造不住人的建筑物，就連墓地的選擇和墓的向位，也要表現(xiàn)出一種“天象”的觀念。

因此，依據(jù)一定地形走向而建的彝族向天墳，具有天文學上的意義和功能。

注釋：

①見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編印《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師有福、童家昌文。

②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貴州民族研究所編、貴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diào)查資料選編．彝族卷》381－401頁。另：關于向天墳的天文學意義，詳見劉堯漢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國文明源頭新探》一書第四章。

參考文獻：

1：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貴州民族研究所編．貴州“六山六水”民族調(diào)查資料選編．彝族卷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8：381－401．

2：劉堯漢．中國文明源頭新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